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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文化对地域经济的影响及对当地商人经营的影响
 作者:admin   点击:403次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地域文化的差异对当地经济及商人经营思想的影响很大,本人搜集了多个鲜明的、典型的地域文化代表,并一一列举,与各位好友共             新齐鲁文化
  
一、文化大视野下的新鲁商文化透视
   文化的基本含义是文而化之,它是指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种积累既反映在物质方面的不断丰富,也反映在精神方面的日臻完善[1]。毫无疑问,社会生活就是在物质与精神的相互作用下一步一步地由古代走向了现代。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具有极强的传承性,这一点在中国文化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我们在谈到中国文化时,不仅想到它的到厚重与博大,更多是感觉它的历史与久远。文化同时还是一个地理现象。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区分往往是因为其地域不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这种现象的通俗解释。当然文化还有一个特性是它的时代性。我们可以把文化比做一棵树。这棵树在其萌芽阶段、幼年阶段、壮年阶段及老年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
   在研究新鲁商文化时我们同样要遵循上面的逻辑。在中国古代的着名文献《论语》中,孔子曾与他的学生子路谈起过名正言顺这个话题[2]。同样,我们在探讨新鲁商文化时,也应从“正名”开始。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地在来认识“新鲁商文化”这一概念。新鲁商文化有这样几层意思构成。第一,新。新与旧相对,有新必须旧。我们所说的“新”,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具体是指1978年以后。因为从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用“新”表明时代特征。其次是鲁。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古代,山东有齐鲁两个古国,故山东称齐鲁;在现代,山东简称鲁,鲁即山东。我们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来定义新鲁商这个概念的。再次是商,我们探讨的是一种以商人为主体的商业文化。从历史上讲,鲁商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指山东商人,它是与苏商、浙商、晋商、徽商相对应的概念。中国在明代形成了十大商帮,鲁商是十大商帮之一。[3]在古代,人重土重迁,除非有大的变故,人从小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当其成人后,其身上的地地域特征已经蛎非常明显。因此,很容易区分鲁商晋商。而现在,关于“鲁”商,理解有多种多样。至少可以有以下四种理解:一是生在山东、长在山东、其服务企业也是山东企业的山东商人;二是生在山东,长在山东,其服务企业不在山东的山东商人;三是人不是山东人,但其所服务的企业是山东企业的外地人(还有可能是外国人)[4]。四是人不是山东人,企业也不是山东的企业,但其主要的经营活动发生在山东的外地商人[5]。最后一个层次是新鲁商文化。新鲁商文化可有两个层面组成。一是由山东商人所体现的商业文化,二是由山东企业所体现的商业文化。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由山东商人与山东企业共同作用相互影响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所形成的以过去鲁商文化为基础的现代新型商业文化称为新鲁商文化。
   二、 新鲁商文化基本特征的整体把握
   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下展开的,且任何事物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阶段的特点。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探讨新鲁商文化的基本特征。
   1.历史性:新鲁商文化是鲁商文化的传承光大者,是山东版的儒商文化。
   自从第一次社会分工产生以后,中国社会内部便有了商业,且这种活动被社会逐渐认可。中国的商朝建立于公元前1562年。据历史学家考证,那个朝代之所以被称之为商朝,是因为最早建立这个朝代的部族主要从事商业活动[6]。到了春秋战国,社会进入一个大动荡时期,由于周王朝对各分封国的控制力控制比较弱,各国的争斗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为满足这种需要,各种商业活动随之活跃起来,于是产生了许多着名的商人。如范蠡[7]与子贡。据有关资料记载,范蠡在灭吴后,决计激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县),改称鸱夷子皮,又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范蠡后来被尊称为商人的鼻祖。子贡是孔子学生当中成就最多,成就最大的学生。子贡在给孔子当学生时就表现出杰出的商业才能。在《论语》中,孔子对子贡的商业才能赞不绝口:“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中华文化社区网[8]这样介绍子贡:“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卫国黎(今河南省浚县)人。博学强记,巧口利辞,能言善辩。周敬王三十三年(公元前487年),子贡出使四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史书称赞他“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赐经商政富“家累千金”,“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诸侯”。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资助者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如果追根求源,子贡应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儒商。因为子贡是把儒与商完整结合的第一人。现在的学术界一般把孔子及其弟子所创立的学派为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大,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领域。按照中国传统的定义方法,历史上把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从事商业活动且有成就的商人称为儒商。当然,这只是若干定义当中的一种。现代人关于儒商的定义已经更多体现了现代人的想法,至少达10种之多(见下)[9]。根据儒商的一般定义,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现代儒商:指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具有现代人文道德、具有竞争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现代管理能力、具有开拓创新意识的企业家。
   许多研究者不仅研究儒商的定义,而且还研究儒商文化的特征。据曲阜市信息化研究中心的归纳,儒商文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0]:
   (1)儒商特征:为商以德,诚信为本,谋利有度,竞争有义,利泽长流,以仁待客,宽厚圆融,精于核算。
   (2)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得之社会,用于社会,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以文兴业,以儒兴商。
   (3)儒商人格:仁爱立人,以儒会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见利思义,重守诚信,生财有道,乐于奉献。
   (4)儒商经商:博学儒雅,淡泊宁静,讲信修睦,以理导欲,亦文亦商,乐在其中,以商养儒, 以儒促商。
   (5)儒商之道:内圣外王之道。企业在运营理念中渗透融汇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人文力量,以及圆融高妙的谋略之道、理政之道、用人之道和营销之道。
   改革开放以后,山东涌现出一大批新鲁商。他们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内的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既有北方人的务实,也有南方人的精明,其代表人物有张瑞敏、周厚健、金志国、张继生等,代表企业有海尔、海信、双星、小鸭等。他们是鲁商文化的承继与光大者,代表的是山东版的儒商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宽、、敏、惠、勇,这些儒学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在他们身上有突出的表现。
   2.时代性:新鲁商文化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伴生产物,是新经济时代的经济文化。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人一般把中国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改革开放前时期与改革开放后时期。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7年的历史,从1978年为界,恰好各占一半。
计划经济计划时代实行的是国有企业制度,在那种体制下,大多数国有企业的领导人说不上是什么企业家,他们的身份更多是国家干部,是管理者,或者是官僚。因为,他们必须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意志行事。企业生产什么,企业生产多少,原料从哪来,产品到那去,这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只是按照上级部门的指令进行“生产”而已。他们不是在“经营”,而是在“管理”。在那个时代,企业的功能严重的退化了,企业领导者的功能也严重退化了,企业的领导者至多算是个生产管理者,或是生产组织者。在那个体制下,不可能产生企业家。因此,在共和国前29年的历史上,我们没有听说过谁是企业家。我们只知道有厂长、经理,而不知道什么是企业家。而我们知道,那些厂长、经理只不过是在企业工作的国家干部。
1978年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在多年的摸索以后逐渐看清了自己应走的道路,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二是市场经济的管理制度。新的市场经济运行制度的基本要求是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企业获得经济主体的地位。不论是老的国有企业也好,集体企业也好,新建立的个体企业也好,股份制企业也好,他们获得了比较独立的法人地位。企业的当家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所谓的企业家。
显然,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企业家明显带有转轨经济的特色。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由于与政府部门有各种各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具有浓厚的官商色彩。
与南方诸省比起来,山东的国有企业比重仍嫌过高。反映在企业家队伍的构成上,山东的国有企业家比重较大。2005年,山东的两大经济新闻媒体新鲁商杂志社与经济导报社分别举行了山东十大企业家的评选活动,选出了他们眼中的十大鲁商。从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粗窥新鲁商的概貌。
新鲁商杂志社选出十人:北京汇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朱新礼,海信副总裁、科龙集团总裁汤业国、山东三箭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生,山东新郎希努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桂波,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华,济南人民商场集团董事长、济南人民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郭连海,合众人寿山东分公司总经理王国良,山东齐鲁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宪伟。  
经济导报社选出十人: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王建宏,山东西王集团董事长王勇,青岛华东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正欣,山东外贸集团及新华锦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建华,欧美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李金堂,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蔡东,新郎集团董事长王桂波,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总经理李长顺,华泰纸业集团董事长李建华,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
新鲁商杂志社从影响力,推动力、创造性和社会责任四个方面进行评选;经济导报的评选从影响、进取、责任三个方面进行。稍微注意一下会发现,有两人同时出现在他们的名单之中,一是王桂波,二是李建华。
由这个名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山东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总体数量少,而且所占比重低。这与南方诸省是非常不同的。这反映了山东经济转轨较慢这一历史事实。经济导报曾经发表过一组文章,探讨浙商与鲁商的不同:他们的结论是“浙商闯劲足鲁商官气重”[11]。

   3.地域性:新鲁商文化是山东商人与山东企业的文化,是具有浓郁地区特色的齐鲁文化。
关于齐鲁文化的讨论很多。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修智曾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谈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12]。在王修智看来,齐文化和鲁文化,同属一个文化体系。齐鲁文化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王政与霸道的完整结合,二是同归于正[13]。即无论齐鲁文化的共同特点,是“正”。正与斜是相对的。王修智的论述使我们想到了孔子的那句着名的话:. “子曰:‘晋文公谲(jué)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14]。
齐鲁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他的与时俱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紧密契合社会现实的理论创新意识。齐鲁文化的思想家们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大胆标新立异,致力于理论创新。他们进行理论建构的最基本的趋向(即“形上学”层面),可以概括为对天道、人道和天人关系的探索。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为孔子和老子。孔子最伟大的贡献,是创建了关于 “仁”的学说。他的“礼乐之治”(或曰“王政”)学说,不仅成为儒家学派基本理论的滥觞,而且经其后学尤其是孟子、荀子发展充实后,到汉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社会政治理论和文化制度的主干。老子的思想理论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长于天道(“自然之天”),在人道方面强凋“无为” 实“无不为”,在天人关系方面要求人应顺应大道。孔学“迂阔”,老子“空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尚且如此紧密,其他如管仲、晏子、孙子、墨子和稷下诸先生的学说理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就更加紧密。
二是俯仰天地的人文情怀。发现人、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的身心内外、人的地位、人的发展,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天人关系,是齐鲁文化中各类思想家理论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但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他们就能够自觉地确立人在世界的主体地位,珍视人的生命,关注人的生活,同情人的命运,注重发挥人的作用,培养人的健康人格,并以人为中心建立各自的理论学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受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受秦汉以后大一统专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制约,齐鲁思想家们所论述同情的“人”一旦进入社会政治制度领域,就会备受搓揉挤压,就会被大大矮化,但是贯穿齐鲁文化的人文情怀的光辉,依然超越时代照耀后世。
三是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齐鲁思想家尤其是儒学思想家们,在论述“人”时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主张教育人、培养人,使人“成人”,养成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所谓“内圣外王”,所谓“修、齐、治、平”,讲的都是人只要经过自身努力,养成健康的人格,就有可能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尧舜,就有可能“学而优则仕”,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孔子曰“成仁”,孟子论“取义”、“大丈夫”、“浩然正气”,至今读来仍令人回肠荡气。这些思想观点,不仅是齐鲁文化先进性的体现,而且作为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四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孔、孟、荀儒家一派注重理论建构,但其学被称为儒术,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管仲、晏子、孙子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他们的学和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墨子及其后学不仅创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主张兼爱、非攻、节用等等,而且身体力行,“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法家、黄老刑名是社会政治领域最直接的统治术。阴阳与名家被人视为口舌之徒,但是司马谈仍认为一个“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夫也”,一个“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是经世致用不可缺少的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涌现的以新鲁商为代表的山东企业家,无论是来自国有企业,还是来自民营企业,受齐鲁文化影响很深。他们或是“王政”的崇拜者,还是“霸道”的实践者,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之正。正正当当做人,正正当当做事。孔子讲,“政者,正也”,在他们的经营理念中,始终是正字当头,一身正气。正是因为正字当头,新鲁商们很少有人因为诈骗、贪污、受贿而被绳之以法。他们可能因为能力不够而暂遭挫折,或者因为经验不足而使企业蒙受,或者因为轻信他人或倾家荡产,或者因为受人之累而难以翻身。但他们少有作奸犯科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当鲁商说出自己来自山东时,往往会很快地取得对方的信任,很快被对方所容纳。因为在别人的心目中,鲁商就是一种诚信、可靠、忠诚的代名词[15]。
研究者从多个角度研究新鲁商,探讨新鲁商。
王旗在2006年04月23日 14:59 财经时报财政时报上撰文,称新鲁商的特点是“讲良心,“苦干”[16]。张俊杰在其着作《鲁商模式》中,称鲁商为诚信义德一族[17]。张永舵称“稳重、本分”是鲁商的重要特点之一[18]。黄鸣讲进取比什么都重要[19]。刘敏称“山东商人一方面爽气,侠义,大气;一方面中庸,稳健。鲁商除具备了精明之外,也仁厚稳健积极进取”黄少安称新鲁商的最大特点是“善”,与人为善[20]。
   4. 国际性:新鲁商文化是经济全球化中一朵浪花,是优秀的中国商业文化。
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企业家而言,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企业产品已经没有或者很少有国界的保护,在贸易自由化的今天,政府已经很难用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措施保护本国产品,企业已经没有根据地;企业家本人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当中国日益开放以后,企业家忽然发现,其竞争对手,越来越多地来自国外,来自国际上的跨国公司。企业家们忽然发现,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管理理念,无论是公司治理,还是人员调配,无论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哪个方面,跨国公司都有一些值得称道或学习的地方。同时企业家也明白的,在看似类同的企业经营管理外表的背后,每个企业有其独特的企业文化。而这种企业文化往往有很深的国家背景,民族背景,乃至地域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吸引国外大量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企业也开始了其自己的对外投资活动,新鲁商在这一领域表现出骄人的成绩。按照国际投资的一般理论,一个企业对外投资必须具备优势,要么有所有权优势,要么有技术优势,要么有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势,当这种优势足以抵消在东道国的劣势时,才可以投资[21]。按照这种理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去向,应当在比中国还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但据杨德新教授[22](2005)最近的研究,中国企业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选在了美国、欧洲,这种现象不符合一般的国际投资理论。众所周知,新鲁商的杰出代表张瑞敏,他的第一笔向国外直接投资就选在了美国。从此,海尔公司步入了跨国公司行列[23]。此后,众多的新鲁商开始对国外进行投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新鲁商文化开始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结果,新鲁商文化成为国际商业文化中的一支奇葩。
张瑞敏等人展现了国际版的新鲁商文化。国际版新鲁商文化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1.创新,敢为天下先。
据海尔在自己的网站[24]上介绍,张瑞敏创本土化海尔名牌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本土化认知阶段、本土化扎根阶段、本土化名牌阶段。这就是张瑞敏走向世界的“三部曲”:第一步,按照“‘创牌’而不是‘创汇’”的方针,出口产品开拓海外市场,打“知名度”; 第二步,按照“先有市场,后建工厂”的原则,当销售量达到建厂盈亏平衡点时,开办海外工厂,打“信誉度”;第三步,按照本土化的方针,实行“三位一体”的本土发展战略,打“美誉度”。第一步是播种,第二步是扎根,第三步是结果。 “三部曲”是实践的发展,与此同时,海尔人对国际化经营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按照这个三步曲,张瑞敏开始了其在国外的直接投资活动。1999年4月30日,张瑞敏在美国南卡州建立了美国海尔工业园,园区占地700亩,年产能力50万台。2000年正式投产生产家电产品,并通过高质量和个性化设计逐渐打开市场。这意味着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的成立,即设计中心在洛杉矶、营销中心在纽约、生产中心在南卡州。2002年3月5日,海尔买下纽约中城格林尼治银行大厦作为北美的总部。对海尔来说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代表着海尔对美国市场的承诺,即海尔要在美国扎根下去。
   2.机敏,抓住一切机遇。
新鲁商企业家的机敏在张士平的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2003年,正值非典正凶时,许多企业家都缩在家里时,张士平则奔波在山东与香港之间,为他的企业上市做最后冲刺。2003年9月,张士平的企业在香港上市。由于大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张士平领导的魏桥纺织迅速崛起。2005年,张士平领导的企业营业额已突破300亿元。无独有偶,与张士平为同乡的农民企业家王勇也异常机敏。2000年,他所领导的村办企业在上海上市。2005年,他的企业步张士平的后尘,也在香港成功上市。
   3.大度,延揽国际人才。
美国海尔是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张瑞敏认为美国海尔的本土化关键一点是能否融智,即如何使海尔文化得到美国海尔人的认同。因此海尔聘用当地的美国人来经营当地的海尔。海尔以年薪25万美金聘麦考担任美国海尔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先让这个总裁认同海尔文化,再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影响其他美国海尔人。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符合美国市场和美国文化的。为了开拓美国市场,他经常加班工作。通过麦考,海尔很快召集到一大批美国精英到海尔工作。
   4.细心:个性化服务。
海尔设计充分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产品线从单一的小冰箱、小冷柜,发展成同主流品牌竞争的庞大产品群,2003年荣获全美产品设计“金锤”奖。 目前,海尔产品已顺利入驻美国排名前10大的连锁集团,并获得 “最佳供货商”、“免检供货商资格”等荣誉。
   三、结语
   以上我们从历史性、地域性、国际性等四个方面对新鲁商文化进行了挖掘与总结。当然,这种挖掘与总结的是初步的,肤浅的。笔者的想法是抛砖引玉。笔者希望更多有研究者能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把新鲁商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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